以此文表达译者对科赫教授的怀念，更希望科赫教授的观点对于我们的研究能有所启发。
因为假言命令以质料为转移，质料的价值是相对的，只有与某一特殊欲求相联系才获得价值。[31]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摘要: 康德是思想史上第一个为良心自由作出法学论证，并将之作为宪政基础的思想家。但在公民体制的契约中，他们的结合其本身便是目的，因而一般地在人们彼此之间不得不发生相互影响的每一种外在关系之中乃是无条件的首要义务，所以这样一种结合是惟有在一个已经发见自己出于公民状态之中，亦即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中才能发现[14]。[1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4页。早在洛克看来社会契约就不定要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洛克的态度还是有所游移。[20]要求我做除他自己之外无人能做的事情，是自相矛盾的。
把在我意志的自由行使范围内的一切对象，看作客观上可能是‘我的或你的，乃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先验假设[28]。普遍法则的作用就在于说明外在行为的界限，也就是权利是什么。综合程序公正的内容和理想的公共协商程序包含的基本条件，在讨论和辩论过程中，处理听说和意见交涉的程序符合公正的基本要求是：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
麦迪逊提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控制政府弊病的方法就是：野心必须以野心来对抗。完美之目标只能积以时日，积以经验始能达到。麦迪逊作了如下分析：1、意见形成于个人，为个人所持有。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项决定都要经过长期酝酿，审慎讨论（being discussed with deliberation），待至成熟，方付诸实施。
二、为什么进行商谈政治活动中，审议商谈的理由和合理性何在？在立宪选择试验和政治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商谈呢？为什么要由一群人或者多数人围坐在一起，发表意见和主张，相互讨论交流，合众人之力和智慧，建立国家，设计宪法，创立制度呢？为什么不像马基雅维利和哈林顿所主张的，依靠不朽的、英明的立法者，大权独揽，以一人之力，建立国家，制定宪法呢？美国革命、建国、立宪的进程为理解这些问题讲述了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正好给人们上了独特的一课。不要与你的上级争论，以谦虚的态度听从别人的判断。
在会议中，我将这一情感作为我的行动指南。（六）克服共和制的弊病，措施二：分权一位联邦党人作者这样写道：分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明智和成熟的审慎思考。政治意义上的正当程序意味着遏制冲突的努力，也意味着把冲突转变成允许为了不同的立场合理争论的符号性冲突。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1982年修改宪法的重要理论指导。
几年一次的选举是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最后机制，而贯穿于整个任期的、可以每天发生的辩论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机制，最需要首先被激活的机制。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出发，阿伦特构建了自由行动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在关于意见的形成、公共领域的构建和议事会制度的设想中，凸显出言说和辩论的价值和意义。这样下去，我认为，从未呈现于人类面前的繁荣幸福的瑰丽前景可能永远不会出现。麦迪逊在信中概括地介绍了费城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所考虑的主要原则，并且汇报了会议期间他自己的一般思想工作意图。
他有着建立强大的全国政府的强烈愿望，会前，他与各方人士通信，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改革的愿望。费城会议的行动是顾问性的和推荐性的，会议的成果是提交一部宪法草案性文件。
参议院能成为立场坚定、富有智慧、不偏不倚的机构，制约第一院的轻率鲁莽、变化无常、行为过火，保护人民不受治理者的压迫和保护人民不受转瞬即逝的思想的诱惑。她认为争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
一直远离人民、又为人民看不到的政府，难以指望引起人民的情感。它包含着相互信任和理解。……在探索出正确道路之前，采取折中的道路，将是最可取的。建议程序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发出宪法改革信号的阶段，我称为通往费城之路的跋涉。伦道夫在制宪会议和宪法批准会议上的戏剧性转变，是立宪商谈中相互尊重和容忍的一个典型事例。因为，当决定采取行动之后，如我们不共同去推动这部机器前进，而是甲向一方，乙向另一方拖拽，在对这部机器是否可用进行必要的试用之前，就将不可避免地将它拖散。
deliberative democracy依赖争论（argumentation），它不仅通过争论而展开进行，而且必须通过争论而获得正当性。究竟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呢？汉密尔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因为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
其次， 总统不仅对国会的议案拥有否决权， 而且还有义务向国会做国情咨文并建议立法， 这使他有机会帮助国会在重大事务的决定上做到深思熟虑。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的内心深处，但我的论据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
或许日后宪法的成熟反映将会说服我改变自己目前的想法，从而与那些我最为尊敬的名流们的想法达成一致。美国革命的推动来自于对严密的、甚至是冗长乏味的国会程序的忠诚。
事实上，他们之间是保持着绅士风度，彼此相互尊重的。1787年3月31日致麦迪逊的信中，华盛顿说：凡是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不会否认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是必需的。在1789年3月18日给友人的书中，他写道：用召集国家的贤才而不召集军队的办法来改变一部宪法的例子，和我们已经成为他们所树的例子一样，对世界是有价值的。意见是政府建立的基础，意见多样化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③麦迪逊于4月16日复信说：敬悉3月31日华翰，不胜荣幸。这些因素，是导致民初的制宪政治和民主转型终以失败结束的主要方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渴望实现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美国宪政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阿伦特指出：从历史上说，意见--一般而言，它与政治领域有关。
桑斯坦认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旨在创立审议民主制。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一种无权的权力了。
美国宪法却是由众多政治家构成的机构，历时三月方设计出来的。不然，就须能够找到一条能对事物预先进行判断的永远正确的规律（但这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凡人是做不到的）。……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约翰·亚当斯提出：从不挑别人的毛病。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和中办主任杨尚昆的指示中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由于各州议员往往不能把自己视为全国的代表，那么，依我看，经过这次试验以后，如果证明此种制度无效，就应向民众的各阶层宣传改革的必要性。
建国时期宪法的重构从1785年弗农山庄会议开始（有学者认为弗农山庄会议是走向制宪会议的第一步），经安利波纳斯会议、谢斯起义、大陆会议对安利波纳斯会议决议的认可，再到费城会议，经由各州对宪法草案的批准，最后形成宪法的巩固。然而，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有一些重大问题，如：两院制问题、联邦制问题、设作专门宪法监督保障机构问题等，都只是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层面（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进行过讨论，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层面上并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２、自爱倾向和情理冲突奥斯特洛姆认为联邦党人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比较优势原则，即个人是自利的或自爱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因此，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都认为自己正确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遇事节制、中庸。
